伊朗学者：很多伊朗年轻人认为学中文会有好工作******

　　中新网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阚枫)“狮子 ，波斯语叫Sheir，中文称作‘狮’，其实，如今的中国狮舞也可称为中国和伊朗的文明友谊之舞。”近日，伊朗艺术研究院助理教授、东方部主任纳思霖在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中这样解释“狮舞”的另一种含义。

　　作为同在亚洲的两大古老文明 ，中国和伊朗有着几千年 的友好交往历史。2000多年前 ，两国就通过古丝绸之路建立了友好交往。

　　纳思霖是伊朗画家 ，擅长水彩画、油画，并曾到中国学习中国国画 ，于2008年获得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2010年后还在中国美术学院从事博士后工作 。如今，纳思霖在伊朗的大学中教授东方艺术方面的课程，并长期从事中伊人文交流工作。

　　谈及中国和伊朗基于古丝绸之路 的文明交往史 ，纳思霖表示，古丝绸之路让中国和伊朗这两大古老文明的交往 ，从贸易往来逐渐发展到影响深远的文化、艺术、饮食甚至语言等方面，这其中 ，有很多有趣 的案例可以列举 。

　　她说，历史上相传，一位伊朗国王把狮子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皇帝 。狮子在波斯语中叫Sheir ，来到中国之后，中文称其为“狮”，因此，如今的中国狮舞可谓历史上中国和伊朗 的文明友谊之舞 。

　　纳思霖称，在东方的艺术文化瑰宝中 ，可以看到很多受到古丝绸之路文明交融影响的痕迹。例如 ，中国的敦煌莫高窟内的壁画和雕塑，不少人物的衣着和色彩就能看到来自伊朗艺术 的影响 。

　　最近 ，纳思霖出版了中文新书《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元素》，介绍中国与伊朗文化艺术交流中相互影响的案例。

　　“为了找到最佳 的方法来展示历史上中伊文明之间 的艺术交流史，我在中国做了四五年研究。实际上，这本书 是我论文的一个简短部分。”

　　纳思霖说，在这本新著中，她介绍了在中国元朝期间伊朗绘画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并展示了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的友谊。希望对于对东方艺术，尤其 是中伊两大文明的艺术感兴趣 的人们来说 ，这能加深两大文明间 的友谊 。

　　虽然 ，中国和伊朗之间有悠久的文明交往史 ，但是纳思霖坦言 ，现在伊朗年轻人对古丝路文化知之甚少 ，提到中国文化，他们可能只会想到中餐 、武术 、商业等 。

　　不过 ，这位中文非常出色 的伊朗学者也提到了在伊朗年轻人中出现的一个趋势 ：在伊朗的大学生中 ，越来越多 的人会将中文确定为自己应该学习 的一门外语。

　　“十年前 ，我们在很多大学开设了中文系，每个学期都会有很多新生选择学习中文 ，他们认为汉语已 是英语之外的世界第二大语言，学好汉语意味着未来可以找个一个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 。”纳思霖表示 ，这些年轻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会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兴趣，很多人喜欢孔子、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以及中华文化中 的价值观念 。

　　纳思霖说 ，中国和伊朗两大文明之间的悠久关系，对当今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可以有很多启迪，作为以丝绸之路结缘 的两大文明，如今更应该加强人文交流，特别 是年轻人之间直接 的交流交往，并将深厚 的东方文明重新介绍给世界。(完)

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语境初探******

　　毕永光

　　【提要】叙事语境 是对外话语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属性 ，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不同文化间 的语境藩篱 ，从语言 、图像符号的信息本质入手 ，以“平实 的陈述，生动的表达”构建叙事语境，减少“中国声音”跨文化传递 的失真率，提高“中国故事”的易读性和亲和力，为对外传播在域外“入脑赢心”创造条件 。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叙事语境 传播艺术

　　近年来 ，中国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传播产品的供给不断丰富，网络、通信等技术保障日益完善，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 ，与海外媒体开展内容采集、制作、播发等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

　　2021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 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 的规律 ，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提高传播艺术。”硬件和渠道建设之外，国际传播软件建设不可或缺 ，更是难点所在 。“软件”是传播内容，更是支撑内容的话语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叙事语境 是关键一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 、视频媒介制作 的任何单一和多媒介传播产品都存在叙事语境 ，检验国际传播叙事语境成效 的标准 是跨文化 的“穿透力”，即对域外受众“入脑赢心”的能力 。

　　一 、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语境鸿沟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 的成员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1] 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在于 ，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文化 ，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可能被误读 ，甚至反向解读 。

　　(一)中国对外传播的语境障碍

　　面对世界文化 的多样性，国外传播理论界通常把世界六大宗教作为文化板块区隔 的重要参照，以基督教(包含天主教 、东正教和基督教) 、犹太教、伊斯兰教 、印度教 、佛教和儒教(儒家思想)为底色描绘世界文化版图的框架 。[2] 当然，这种划分是粗线条的 ，相同区域性宗教与各国本土宗教信仰 、历史文化 、地理环境等相结合 ，又生发出文化 的复杂性差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 、日本 、韩国 、越南等国家之间 的传播具有显而易见 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当前，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 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 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西方价值观差异造成 的“语境鸿沟”是必须面对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层价值观 ，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社会实践中表露得很充分 。二 是“权力距离”的差异。荷兰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 的距离是重要 的价值观维度 。东方社会被认为是“高权力距离社会” ，即认同权力 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往往显示出集权性，而西方社会则相反 。三是“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发现，东方社会的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含蓄、间接 的表达及非语言交流，而西方社会则是低语境文化，喜欢开门见山、直接的语言表达 。

　　中国开展对外传播除需克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障碍，还需面对西方对东方历史形成的偏见与歧视 ，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当代中国崛起 的刻意抹黑与打压 ，令跨文化传播难度进一步增大。

　　(二)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当前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的国际话语权 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 的理论与实践 ，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 。文化之间 的鸿沟客观存在，难以填平 ，但在其上搭建一座“便桥”，保障传播信息的跨文化抵达 是可以做到的 ，这就需要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

　　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有两个层面。一是叙事层面 。中国 的对外传播要向低语境文化“降维” ，回归语言及图像等符号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 ，删繁就简，在叙事方式及背景关联上力求简洁明了 ，化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解读障碍。简洁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还需要生动活泼 的表达，增加亲和力 。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受众介绍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它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经典 的跨文化传播案例。二 是价值观层面。“寻找共同点”始终 是跨文化传播 的密钥 。我们的国际传播产品在宏观上需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中观上需体现法治 、低碳环保 、人道主义等普遍认同 的理念 ，微观上则要坚持“以人为本” ，大力弘扬人类情感的暖色与人性的光辉 。这样的语境才易于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中引发共鸣。

　　在国际传播中 ，语言翻译固然重要，但对传播效果 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只有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文本 的翻译才会有理想 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机器翻译不断成熟 的背景下，一个好的中文文本同样具备国际传播的多种可能性 。

　　二 、当前对外传播 的语境落差

　　对外传播场景包括媒体对外报道 ，展会、论坛 、招商等场合及网站 、新媒体上 的对外宣介，与外国机构、企业及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 ，在海外媒体上 的形象展示等 。我们很重视对外传播，但实操中往往受制于长期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 ，跨文化传播创新思考 、实践经验尚有不足 ，对外传播产品在叙事语境上还存在一些局限，影响国际传播实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调子过高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内宣体、文件体 、企宣体、网络体等语境范式 ，如果不用跨文化传播思维加以“再编码”，有意识地进行受众场景转换 ，形成全新 的对外语境，很容易造成在国际传播中调门过高、“用力过猛”。主要表现为照搬政治话语 、宏观铺陈 、自我夸大 、结论先行等，这就等于在外国受众面前立了一堵墙 ，很难达到传播效果 。

　　(二)意图外露

　　当下中国开展国际传播 ，就 是为影响广大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和负面看法的国外受众 ，转变他们的看法，扩大中国 的“国际朋友圈”，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劝服”属性 。但 是，在叙事中直陈我们 的“劝服性意图”，或把官方政策取向直接移植到对外语境中无疑是不明智 的。传播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隐秘动机”始终是敏感 的 。如果受众感到传播方有明显的说服意图 ，很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所图谋 ，从而不肯相信相关信息 。[3]

　　(三)用语不够平实、清晰

　　语言符号有约定性 、抽象性 、多义性，使用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准确传递信息并非易事 。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 ，但在对外传播语境中 ，要把便于海外受众准确接受放在第一位 ，不应迷恋于华丽 的词汇 、恢弘 的排比、复杂的句式。堆砌辞藻貌似高大上，却损害了语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因此，对外叙事提倡“白描式”陈述，少用或不用形容词、副词，避免使用令海外受众费解的政治术语 、“热词” 、简称，如“弯道超车”“政策洼地”“热土”“海丝”等。另外，网络体有生动 的一面，但网络空间文化区隔性较大 ，网络词汇是深厚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通用性不强，并不适用于跨文化传播 。对外叙事使用网络词汇 、“热梗”，难免遭遇“尬聊” 。

　　(四)缺乏好故事

　　近年来，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 ，对外传播产品中故事不少，但好故事 、能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中引发共鸣 的故事还 是不多 。讲故事关键要见人、见事 、见细节、见情感 ，要能打动人 ，避免套路化的叙事 。故事的形态 是多样 的 ，有宏大的故事，也有普通人的故事；文字可以讲故事，图片、视频也可以讲故事；可以是完整的故事，也可以是嵌入式的小故事 ，一句话 、一张图 、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一个精彩 的故事 。比如北京冬奥会的点火仪式，“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小故事就把低碳环保理念与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说的主要是“术” 的不足 ，这些问题 的解决关键在“道”，即在价值观层面更好地“融通中外” ，寻找对外传播语境最大公约数。

　　对外传播首要目标是信息抵达 ，最佳也是最难达到 的效果 是实现共情，既让海外受众“心有戚戚然”。要达致共情 ，必须有“移情” 的能力，即认识和理解他人看法和感受 ，并以令人容易接受 的方式传递这种理解 的能力 。[4] 要具有这种能力 ，就要求传播者虚心了解传播对象国和地区的历史 、文化 ，了解当地受众 的认知习惯 ，做到知己知彼 ，因地施策 ，分众传播。

　　三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着眼于提高跨文化亲和力

　　(一)倡导“平实 的陈述 ，生动的表达”

　　中国新闻社在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了“中新风格” ，在叙事语境营造上主张增加人情味，摒弃宣传味，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 的语言 ，努力做到“长话短说、官话民说、硬话软说 、空话不说” 。[5] 近年来，中新社进一步提出“中话西说”，探索用融通中外的理念开拓跨文化传播 的新路径，并开辟了以“理性对话，文明互鉴”为主旨的学理性专栏《东西问》。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以“平实的陈述 ，生动的表达”为基本导向。平实 的陈述便于理解 ，生动 的表达易于接受 ，这 是提高传播产品跨文化亲和力的内在要求。

　　“平实的陈述”中的“平实” 是指用平实的态度 、平实 的语言讲述事实，语汇的指代应该是具体 的、清晰 的而非抽象的、模糊的 ，在叙事中降低中国高语境文化中表意“虚”的部分；“陈述”就 是有条理地说出 ，区别于抒情 ，更不 是煽情。由于文化背景 的差异 ，在对外传播中期待用内宣方式煽情 、制造“泪点”是不现实的 。

　　在传播实践中，对内容 的生动表达往往易于被受众接受且不易被遗忘 。“生动的表达”体现在标题制作、语言组织、叙事架构等方面 ，以小见大、细节 、现场感、生活气息 、人情味等都可以成为生动表达的载体 。

　　“生动的表达”还应该是简短 的 。简短是传播内容的浓缩状态 ，有助提高对外传播效率；另一方面 ，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为主的时代，简短 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 的受众接纳 。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用语言符号时应提倡短文、短句、短段落，力戒穿靴戴帽 、拖泥带水。当然，简短 的内涵是注重对传播内容的提炼 ，并非简单的篇幅长短问题 。

　　(二)重视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 的“破圈”效应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 、音像、视频等形式。摄影和视听作品对语言依赖较小，更适合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传播。加之国际传播有“浅传播” 的特征，即让外国普通受众对中国有一个大致的 、表象的正面印象就达到了有效传播的目的，这也让摄影和视听作品有了发挥 的广阔空间 。

　　“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同样适用于视觉和听觉作品。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对外国观众而言，他们通过屏幕看到 的就是一个带有丰富中国元素的视听作品 。在举世瞩目 的时间节点 ，开幕式展示了当代中国人 的开放 、自信 ，中华文化 的简约 、大气、唯美、灵动 ，自然成为以一当百 的中国形象宣传片 。

　　李子柒则是民间对外传播的典型案例 。她拍摄 的展示田园生活 的视频作品将中国节气 、节日 、民俗等文化融入衣食住行之中 ，以精致质朴 的画面见长，没有配音，更没有英文字幕，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 。

　　视觉形象塑造也是敌视中国 的西方势力攻击 、抹黑中国 的“武器”。充满歧视意味的中国男子“傅满洲”形象及近些年频现的“眯眯眼”中国女性形象就是通过视听产品及平面广告等方式传播 的，BBC 在报道中国的图片及视频上加“阴间滤镜” 的操作更是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丑闻。与之相反，不久前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中国摄影师罗冰 的反种族歧视作品《All in Love》，则给外国受众呈现了一个看待中国女性 的正向视野 。

　　发挥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奇兵”作用 ，需要把跨文化传播 的理念融入策划 、拍摄、后期制作、平台播发各个环节中，优化叙事语境，不断推出“中国视角，国际表达” 的制作精良、有感染力的作品。完成这个目标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四 、结语

　　做好国际传播关键在人。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加强外派 、交流，积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从事传播工作的经验 ；吸收海归人士 、外籍人士加入国际传播，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就为福建的对外传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中国学习、工作 、生活 的外籍网红 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涵养的重要资源 ，应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必要的便利 。在当前 的“自媒体”时代 ，中国公众每天通过镜头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 ，也 是国际传播 的生力军。应鼓励公众探索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和叙事语境，充分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开展传播 ，让更多的“李子柒们”成为当代中国 的民间“形象代言人”。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融媒体中心主任 ，文章刊于《东南传播》2022 年第 3 期)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注释 ：

　　[1] 邱沛篁等 .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4](美)萨莫瓦等著，闵惠泉等译 .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1-89，314

　　[3](美)洛厄里 、(美)德弗勒著 ，刘海龙等译 .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07-108

　　[5] 中国新闻社记者手册 [M]. 北京 ：中国新闻社，2014.23-24